午后，响起了敲门声。
那时候，我刚刚睡醒，起床洗漱完后，给阳台上那盆牡丹浇了点水，泡了杯古丈毛尖放在书房的大书桌上。窗外的阳光像浪花一样飞溅而来，拍打在点着红梅花苞的玻璃杯上，杯子里冒出袅袅茶烟，嫩绿的芽尖正在一根根展开，有些直直地悬在清水里，像一场蒙蒙细雨后，刚刚抽出的新芽。
电脑机箱上的蓝色光带在来回闪烁，里面那把小风扇沙沙地响着，像草甸里刚升起的风，抚过柔软的树叶，不细细地听，感觉不到声音的存在。我坐在书桌前的红木椅子上，弓着背，身子微微前倾，指尖敲打在磨光了字母的黑色键盘上，随着嗒嗒的响声，我小说里的世界在屏幕上初露端倪。
钟表匠的妻子去世了，他把妻子埋在故乡的山上，那是一个冬天，下着雪，东一片西一片那种。我扫了眼刚刚敲下的文字：“天空飘着稀疏的雪花，悄无声息，像白梅的花瓣在风中抖落，山头积了层薄薄的雪，肆虐的风从那里送来刀剑般的光芒。钟表匠坐在新垒的墓前，默默地吸着烟。他一只手撑在地上，努力地支撑着快要散架的身子，风把他吐出的烟雾揉成一团，渐渐覆盖了他那张看不出表情的脸。”
敲门声又一次响了起来，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有些恼怒地站起身来，向门口走去。
我发现我竟忘了关门，门外站着一个老人，戴着顶土黄色的鸭舌帽，七十多岁的样子，下巴刮得溜光，从他的穿着和五官，几乎找不到任何特征，和街头那些常见的老人如出一辙。他直直地站着，脸平静得像古井里的秋水。
我蹙着眉毛，有些不耐烦地问，老人家，你有什么事吗？
他刚张开嘴，就猛咳了起来，脸涨得通红，喉咙里发出干哑的声音，像是一只受伤的乌鸦被卡在了树桠上，意识到大祸临头，一边挣扎一边张开嘴哇哇地乱叫着。看他那样子，也许是感冒还未痊愈，或者是得了一场什么并不罕见的病，医院的大门。这些都是有可能的，到了这把年纪，谁不是和疾病纠缠不清呢？
咳嗽停止后，他从那件灰色呢绒上衣口袋里掏出块折得四四方方的手绢，在嘴边轻轻地擦了擦，放回口袋里后，用试探的口气问道，我，可以进来吗？说完这句话，他盯着我的脸，目光里的期待几乎快要溢出来。
当然可以。我的心一软。
话一出口，我就后悔了。我为什么回答得这么爽快？我为什么要让他进来？我不认识他，不知道他进来做什么。最要命的是，我新构思的小说好不容易找到了感觉，顺利地开了头，接下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顺着这条思路，半天的工夫应该就能完成。
现在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
老人听到我的回答，快速走了进来，熟练地从我身边的鞋柜里拿了双蓝色的布拖鞋换上，耸着肩跺了跺脚，先是左脚，再是右脚，接着试着走了两步，确认大小合脚后，站直身子打量着眼前的一切。他的目光掠过墙上的字画、酒柜、沙发、茶几、电视柜，没作片刻的停留，直到移到阳台上后，才停了下来，抬腿向那里走去。
阳台上摆着我种的花草，那些花草生机勃勃，如同一个迷你花园，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中。他弯着腰，右手指指点点，依次看过去，边看边轻声地喊着那些花的名字，像喊着家里孩子的乳名，牡丹，海棠，春兰，睡莲，风信子。到最右边那盆栀子花旁时，他把手伸直，抚了抚其中的一片叶子，又把鼻子凑到一朵花前嗅了会。然后站直了身子，回过头来，嘴唇嚅动着，几声啧啧的声音之后，我听到了一句简短的话语：好，真好。
我不知道他是说我的花养得好，还是说那盆栀子花开得好。当然，这个并不重要，也不是我关心的问题。
——好吧。他有些缓慢地转过身来，对着我微微一笑，现在，我们来谈谈养花的事情。
这个——我们还是改天吧。脑子里蹦出的这句话，到了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看这架势，这基本上是一句废话，说与不说，结果都一样。
事实和我想的一样，他并没有征询我的意见，在阳台上的一把藤椅里坐了下来，双手搭在两侧的扶手上，身子深深地埋了进去，那神情，仿佛就在前一刻经过了艰难的长途跋涉，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疲惫。
藤椅是我前阵子从网上买来的，印尼的野生藤条，手工制作的。颜色不怎么好区分，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是黑色还是黄色。一共两把，中间放着一个日式的藤编小茶几。阳光落在上面，像涂了一层明油，空气中弥漫着木质干燥的气息。不过，我还是觉得它们是有生命的，从它们身上，我看到湿漉漉的石头，富有层次的鹅绒般的苔藓，还有遮天蔽日的森林，林梢上袅袅娜娜的云烟。小说写得不顺的时候，我喜欢歪在藤椅上抽烟，喝茶，晒太阳，或者拿一本书随手乱翻。这期间的某一个节点，我会陷入自我遗忘，仿佛从一扇岁月的窄门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，一天星斗或者凉雾中的河流像是神的呼唤，我顺着这个声音走过落叶迷离的墓园，晚风中摇曳的玫瑰和黑暗笼罩的旷野，往往在这样的时候，灵感如还魂的幼芽，从我的荒原上破土而出。
我得承认，老人提议的是一个很好的话题。在一个阳光充裕的阳台上，对着落地窗外绿茵茵的草坪，草坪一角叶子呼啦啦地长的樱桃树，还有围墙过去那座长满了古樟的小山，山下寺庙里的钟鼓声和山顶塔上丁丁当当的铃铎声，两个相交多年的朋友面对面坐着，松开了肉体和思想的绳索，慢慢地抽烟，喝茶，信马由缰地聊一聊如何养花种草，这会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下午。
遗憾的是，老人来错了地方，尤其是选错了时间。
我脑子里一直在想着我的小说。接下来我该写钟表匠的心理活动。他想在妻子的墓前建一座小屋，日夜守在妻子身边，他已经看中了一个地方，就在坟墓左边长着棵乌桕树的平地里，那棵碗口粗的乌桕都不必砍掉，就把屋子搭在树下。他会经常跟妻子说话，告诉她春天来了，雪已经停了，没那么冷了。告诉她布谷鸟开始叫了，假若她还活着，他们还住在这个村子里，这时候她会叫他去看看菜地里的辣椒秧长得怎样，黄瓜是否牵了丝，苦瓜苗钻出了地面没有。一旦坟堆上长了草，他就会给她一根根拔掉，像当年为她拔白头发一样。她爱美，有一头很好的长发，到老了，也不允许白发在她的头上作乱。
当然，还有一些背景要交待的。钟表匠夫妻生在这个村子里，算是青梅竹马，原本在村里有几间瓦屋，后来生意好了，搬到了小镇上，小镇隔村子没多远，就翻过一座山。他那几间瓦屋卖给了邻居，邻居投奔在县城上班的儿子后，屋子倒了，沦为一堆被人遗忘的废墟。后来钟表匠老了，修不动钟表了，他和妻子经过一场持久战后，双双落败，不得不顺从儿女的意思，把小镇上的房子和门面卖了，住到了省城郊外机场旁的高楼里。
老人好像并不在乎我接不接话，他自顾自地开始说起来，牡丹爱干燥，喜欢阳光，这个季节你该在白天浇水，最好是中午，趁着有太阳。兰花要多通风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就不要浇水，一浇就浇透。栀子花叶子大，水分蒸发快，得多浇水。还有，睡莲要勤换水，让盆子里的水清清亮亮的，像一面镜子——擦得干干净净的镜子。
大概是之前赶了路，这会话又说多了，有些累，老人歇了会，接着说，这栀子花，你得修一下，剪掉那些黄叶子——得这么剪，他双手比划着，对，就这样，动作要轻，像剃头匠给婴儿剃头发一样。
说到这里，他停下来，把头转向我，像是征求我的意见，他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不怎么样，都是些简单的常识，这些，养过花的人都会。我很是不屑，因为他的突然造访，心里窝着一团火。
不过，出于礼貌，我还是冲他点了下头，说，不错，你继续。至于他接下来絮絮叨叨些什么，就像哪种花该如何保暖，开花时要注意什么，多久晒一次太阳，得了病该怎么治之类，这些了无新意的琐碎，都可以。因为我不在乎，也不想听，我的心思在我的小说上。
我靠在另一张藤椅上，寻思着下面该如何衔接。
对，写钟表匠和儿女的争执。先把他的儿子和女儿推出来，再写钟表匠向他俩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兄妹俩坚决不同意。最后的梦想破灭了，还是一个小如微尘的梦想。接踵而来的是钟表匠的失望、悲伤和愤怒。我正在想着这些该如何表达，用什么样的手法的时候，老人突然蹦出的一句话，把我脑子里的东西赶得四处逃窜，像一群面对枪口的野兽。
他不再讲养花的事情，我猜想刚刚那些话，大概把他脑子里养花的知识都掏空了。所以冷不丁换了个话题，所谓谈谈养花的事情，纯粹就是个幌子。
他问我，你一个人住吗？
我心里窝着的火呼地点燃了，我不知道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当然，我也绝对不会认为他有什么恶意。我没有给他好脸色，冷冷地答道，是的，他们出去了。
听了这话，他迅速把贴在靠背上的身子往前挪了挪，挺直了腰板，眉头放松，面部僵硬的线条舒展开来，脸上也涌上来几丝血色，好像身体里突然被人注入了一支高浓度的兴奋剂。
和我一样。他有些得意地笑了起来。
说实话，我讨厌他这样的笑，在他看来，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单凭这一点，彼此之间就有了共同的话题。我自然不会这样看，若我不怀善意地想，这笑分明就是幸灾乐祸，假若再调动一些面部表情，加上一点肢体语言的话。
他们都在外地，过年过节才回来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我出去走，并不是为了办什么事情，我几乎没有什么事要办。我胡乱地走，坐在公园的亭子里，吹风，晒太阳。去河边看人家钓鱼，运气好的话，半天能钓到几条泥鳅，多数时候运气都很糟糕，什么也钓不到。后来，禁钓鱼了，我就看那些修桥的，你知道的，南溪湖公园旁边在修桥，看他们锯钢筋，不是用锯子锯，是把钢筋搁到一个旋转的轮子上，嗞嗞地响，冒出的火花，像满天的星子一样。
他一口气说了那么多，看这架势，他根本就没有离开的意思。我窝着的火无处发泄，被他弄得郁闷极了。
我说，你要不要喝点什么？比如红茶、绿茶、普洱、黑茶或者咖啡还是蜂蜜水？
我之所以说出那么多样，是害怕他拒绝，我这样做，并不是为了表示我作为主人的客气，我只想借机离开一下，好让他闭嘴。
随便，平常我都是白开水，一个人在家，省事。他答。
那就红茶吧。我转身走向书房，把那杯冷了的绿茶倒掉，拿起壶去烧开水。按下加热键的时候，脑子里又跳出小说的情节来。
儿子反对修房子的理由几乎无可挑剔，他说这里没电，也没水，只有一条泥巴小路，买东西不方便，附近也没人家。女儿赶紧附和，就是啊，这样的地方怎么能住人呢？
钟表匠不听，他说这些问题他有办法解决。水可以挑，菜可以种，没电可以点个油灯。我甚至想到了几个我认为很不错的句子。钟表匠说，“我吃不了多少，你们知道，我已经是个快要死的人了。”钟表匠还说，“盖房子花不了你们几个钱。”他指着女儿说，“就你买那条狗的钱，不，半条狗的钱就够了。”他女儿有一条秋田犬，洁白的四肢，金黄的身子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宠物，是一条几万元的狗。
水开了，咕嘟咕嘟地冒着水泡，壶盖被雪白的热气冲起又落下，发出密集的响声。
我把茶泡好放到茶几上，老人端起杯子抿了一口，说了声，好茶。
不过，他大概觉得说话比喝茶更重要，很快放下了杯子，说，原来我也喝茶的，那时候老婆子还在，她走了，我就不喝茶了。他把身子靠了回去，眉头微微皱起，像是陷入了沉思。
她走在一个雨天，很大的雨，铺天盖地。从那以后，我就讨厌雨天，坐在屋子里，听着哗啦哗啦嘀嗒嘀嗒的雨声，觉得骨头里都流出水来。我想，你也讨厌雨天吧？不用问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有谁会喜欢雨天呢？
天晴落雨，极其自然的事情，有什么好讨厌的。我心里想。
老人并不在乎我的反应，他见我总是站着，朝我招了招手，喂，你，别老站着，来，坐下来吧，坐着好说话。他招呼我时，除了情急之下不知道该怎么称呼，举手投足都显得极其自然，似乎他是这个屋子的主人，我倒是个陌生的不速之客。
我很是无奈，只好坐到了他对面的藤椅上，从口袋里掏出烟，递一根给他，当然，与尊重和客气丝毫没有关系，是我的烟瘾上来了。
他朝我摆摆手，来，抽我的。他从身上摸出包蓝盒子的软芙蓉王，抽这个，口感好，不呛。这烟六十八一包，像我这种拿点可怜稿费过日子的人，就是口感再好，也是抽不起的。
他点燃烟，长长地吸了口，嗦的一声过后，烟雾从他的鼻子里喷了出来，像是两根软绵绵的柱子。他唉唉了两声，说，她不该走那么早的，唉——走得太早了。她走了，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被掏空了，成了一张壳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什么都没有了的滋味你明白吗？唉，跟你说这些做什么——说了你也不会懂的。
他又像刚刚那样吸了口烟，接着说，不怕你笑话，我们原来也吵架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。比如我早餐喜欢吃面条，她喜欢吃粥，为这事我们吵了好几年，有次我还摔烂了一个盘子，那是个多漂亮的盘子啊，薄得像张纸，白底子上画着蓝色的荷花，用了几十年了。他往烟灰缸里磕了磕烟灰，笑起来。
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，逢单日煮面条，逢双日熬粥，这下没事了，太平了。他取下那顶鸭舌帽放在茶几上，挠了下稀疏的头发，我有十多年没吵过架了吧？她走了，连个和我吵架的人都没有了。
他不停地啰嗦些废话，我假装在听着，实际上脑子里全是小说里的人和事。我在想，后面该如何展开，如何结尾。我沉浸在里面，烟灰悬了长长的一截，也忘了要敲掉。
突然，老人站了起来，伸手去关窗。我顺着他的手望向窗外，山顶那个塔上，站着个女人，一头的白发，她身子靠着汉白玉的栏杆，双手搭在上面，脖子向前长长地伸着，像一只嗷嗷待哺的鹅。她正张大了嘴巴，对着栏杆外的樟树林卖力地唱着歌，歌声随着风清晰地传来，四平八稳，与悲伤和欢喜无关。
阳光从厖厚的蓝天里倾泻而下，满山长出新叶的樟树枝像孩子高举的手，在风中摇摆。我妄自猜测，到了这般年纪的女人，即使沦陷在歌声里，也不会想到光怪陆离的灯光，如满天星辰闪烁的荧光棒，以及黑压压的人群雷声般滚过的欢呼和呐喊。甚至与热爱也没太多的关系，就是觉得要唱一下，不唱一下心里难过。
也许，老人觉得太吵了吧，让他去关好了，那窗很紧，不是随手就能关上的，平时，我都要费一点功夫。
趁着这个空隙，我又一头扎进了我的小说中。
风越来越大，天灰茫茫的，沉沉地往下坠，直压到头顶，远处的山顶上白雾奔腾，卷起巨大的漩涡，一场大雪就要来了。双方争执不下，钟表匠不肯下山，最后，他是被儿子和女儿架下山的。钟表匠暮年得子，已经老得像一根枯树，身子轻飘飘的，在高大的儿子和正值盛年的女儿手里，像一朵棉花。他目光呆滞，双脚悬在空中，不喊，不叫，也不挣扎，如同一个顽劣的孩子被打得服服帖帖之后，任由自己的父母抬着往前走。
他们终于回到了挨着机场的老人的家里。当初给父母在机场旁边买房，图的就是方便，万一有个三病两痛，或者别的什么紧急情况，一张机票，嗖的一声，就飞回来了。
女儿笑着说，爸，你瞧瞧，这里多好，有空调，有地暖，热不着你，冻不着你，你需要什么，我们给你寄回来，你要钱，我们打到你卡上。怎么就不好？很多人想过这样的日子，还过不上呢。
儿子赶紧接过话头，是啊，你看，十九层，楼高，不吵，楼下有银行、超市、餐馆、棋牌室，方便得很。他伸手往窗外一指，那边还有湖，有公园，春天来了，你可以去公园里看桃花，看孩子放风筝。还有一样，他没说出来，那就是往医院。
钟表匠瑟缩在沙发上，头耷拉着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哦，在这之前，还得有个插曲。儿子和女儿都在南方，遥远的南方，事业有成，有儿有女，住在海边的大房子里，过着人人羡慕的生活。当然，他俩都是孝顺的孩子，没有忘记父母，把他们接到南方住过。钟表匠不习惯。在经历了一场台风后，他吓怕了。他说，住在这么大的海边，觉得魂都没有了。要是习惯，他们会给钟表匠在南方买一套房子，这对他们来说，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
老人折腾了一会，总算把窗关好了。
他坐下来，连喘了几口气，说，听腻了。
猛地来这么一句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老人说，那个女人就住在我家的对面，天气好的时候，她就去山顶的塔上唱歌，要是下雨，就在家里唱，站在那个敞开的小阳台上，唱个不停，一首接一首。她看上去比我老多了，可是中气十足，当然，你也可能听到了，那声音，像寺庙里的钟声一样洪亮。
有一次，我晚上起来喝水，听到对面有歌声，我以为我的脑子出毛病了，产生了幻觉。你想想，深夜二点，有谁会在这个时候唱歌呢？我打开灯，看到她站在阳台上，大声地唱着，一双手在空中胡乱地比划，风把她的头发吹得稀乱的，像一蓬盖着雪的茅草。这一次，可把我吓得不轻，大半宿没睡着，我以为她疯了。
老人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话，渴了，他端起杯子猛喝了几口茶，把杯子放下后问我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比如你的工作、爱好，还有你的家里人，来，说给我听听。
他把身子坐直，扯了下两个衣摆，头往前伸了伸，摆出一副倾听的架势。
我答，我没有什么好说的，真的没有。再说——我故意把头扭过去，望着窗外。
夕阳已经挂在了塔尖，淡淡的余光，把塔顶上的琉璃瓦染成了橘子的颜色，看上去遥远而迷蒙，像是突然拉大了距离。栏杆上空荡荡的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女人已经离去。铃铎静默，只剩下满山的樟树，还像孩子一样高高地举着双手。
当当当，山脚寺庙里的大钟敲响了，带着斜阳的凄伤传了过来，连嗡嗡的尾音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这下，老人明白了我的意思。他冲我笑了笑，说，我得走了。
我长长地吁了口气，以为这下他该起身了，没想到他又喝了口茶，慢吞吞地点了根烟，连吸了几口，喃喃着，我真得走了。
说完站起身来，将灰呢绒上衣衫袖上的皱褶抚顺，把茶几上的鸭舌帽拿在手里，缓缓向门口走去。这时，他的整个身体变得柔软，红润的脸上，带着意犹未尽的笑容。
出了门，他把帽子戴上，双手整了整，确认没有戴歪之后，伸出手来跟我握手，然后很有礼貌地说，再见。
我把手伸出去，和他轻轻一握，心里在说，希望再也不见。
关上门，我一边收拾茶杯，一边在脑子里继续我的小说。
儿子和女儿回南方去了。钟表匠决定借钱修房子，可找遍了亲戚朋友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借钱给他。他心里堵得慌，叹息了一阵人情似纸之后，决定自己攒钱。他找各种借口向儿子和女儿要钱，买衣服、鞋子，买保健品，上医院治病，走人情，名目越来越多，花样不断翻新。他俩好像猜穿了钟表匠的心思，一旦他说要买什么，他们立即说，我给你寄过来，每个月的费用，也是按算好的数字给。
在这种情形下，钟表匠还是在默默地攒钱，他省吃俭用，从不多花一个子儿，有时候晚上连灯也不开。他想，搭个小屋子用不了多少钱，总有一天能攒够的。终于有一天，钟表匠快要攒够修房子的钱了，就差那么一丁点儿了，他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。
有天钟表匠做了一个梦，他把房子搭好了，就搭在那棵乌桕树下，那是秋天，乌桕树的叶子红了，一片片随着风飞离枝头，像满屋顶的红蜻蜓。他在门口开垦了一块荒地，种了苦瓜、辣椒、丝瓜和茄子，阳光暖暖地落在菜地里，照着满树的辣椒和苦瓜。
一会儿，他醒了过来，听到附近机场传来的轰隆隆的声音，那是他熟悉的声音。一架客机正在起飞，白色的气流喷了出来，像一场呼啸的台风，把空气搅得波涛汹涌。跑道两侧的草惊惶失措，匍匐在地上，拼命地颤抖。
声音消失后，他又进入了梦中，他看到了妻子，长长的黑发，白净的脸庞，正站在菜园边，朝着他微笑。
暮色落下来，窗外灯火缭乱。我再次坐到电脑前，匆匆敲下这些情节。
后来，老人再也没有来过，我渐渐淡忘了他的样子。
我散步的时候，经常看到一些老人，孤零零地走着，或者靠在河边的栏杆上，坐在公园的亭子里，目光迷离，神情颓废，和那个下午造访我家的老人一个样子。
作者：晓寒插图：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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