吕雪萱
来源：人民日报海外版
继上次的15箱书，日前我又捐给社区图书馆11箱。朋友常说，书和其他喜爱的物件一样，身后留不住，不如送给喜欢或需要的人，哪怕最终回收了，再制成纸、书，也是一种价值留存。只是说来容易，做起来仍不免感情用事，拖泥带水。这回清理，还是忍不住留下了一些旧书。
其中一本《苦儿努力记》，中文注音版，由一部法国作品翻译而来。这是父亲买给我的第一本书，在不宽裕的年代，几毛钱一本的书就是很贵重的礼物了。记得我捧着书坐在树荫下的藤椅上，偶尔拿零用钱去巷口买一个红豆饼，边吃边读，在当时幼小的心灵里，神仙般的享受也莫过于此。
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班主任邓老师介绍我和他曾教过的一位学生做笔友。那年头没有快递，一来一往，一个月也就一封信而已。那人是学霸，当时已是数学博士，字迹细小如米粒，内容写的多是生活琐事，如读过的书、看过的电影之类。有一段内容令我印象深刻，就是他不满于母亲对物质和金钱的贪欲，可笔下却冷淡得似乎在说一个和自己不相干的人。现在看来，经历战乱和贫乏的上一代父母，充满不安全感，总是希望储存和掌握更多，只是孩子或许不能接受，他因此成了个不开朗的人。
通信渐稀。不久，博士回乡休假，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，整个二楼只有我们两人。那天很冷，矮胖的他穿着蓝色厚呢大衣，白皙的脸有点浮肿。面对面，我们连应酬话都觉得多余，他从大衣口袋掏出一本《谍海求生记》，说是见面礼。那是一本美国小说，书脊被贴上胶带固定。之后，我们再未见面。多年后，辗转听说他因煤气中毒去世，翻出这本依然很结实的书，看着已经发黄的内页，再想起那段平淡往事，宛如一种青年时期人生际遇无常的印记。
20多年前，我买过一本茨威格的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。可能外借之故，此书不知所终。年，偶然的机缘下，我获得一本新译的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。书的背面，有译者沉樱的一段话：“我喜欢花，尤其是那些有点异国情调的，像曼陀罗、郁金香、风信子、天竺葵、蒲公英等，单是看看名字也觉得有趣。这些花中，蒲公英是最卑微的一种，冰雪刚化，它便钻出地面，展开绿叶，挺起黄花，点缀在枯寂一冬的地面上，洋溢着一片春来的喜悦。尽管无人理会，仍然到处盛开，直到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时候，它才结子变成白头翁，悄然消逝。现在用作我杂乱译书的总名，一方面是为了这名字的可爱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那卑微的可取。”
老友赖姐曾送我一本莫言小说集《红高粱》，后来不见了。年3月，我自己到旧书摊买了一本，至今仍留在书架上。留着这些老书，也算是对自己青春时代的一种纪念。
近日读到香港作家林夕的短文《不留》：“我有个看很多书的丢书朋友，买回来先把书变成电子档，然后把书直接丢到垃圾分类站，有点浪费又不失环保——书上面的纸张，全新跟翻阅旧了再生一次，分别不大。我不丢书，只想捐书，有没有人想要？再说，这项工程浩大，进行时一定又是一场取舍交战，优柔寡断必不成事，于是请丢书朋友作督军，无他，因他够狠。”最后，“终究难舍多年习惯，书，还是一页一页用手揭开好，有时连书腰都舍不得丢掉，更何况是习惯变感情的动作。指头不是棒槌，只用来敲键盘。五指归心，有触感，还可以摸的”。
我觉得，能由触摸而记忆起读过的书、听过的音乐，由此忆事怀人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